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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灵驿站——百岁杨绛:坐在人生边缘,看时间跑、地球转(转载)

转载:百岁杨绛:坐在人生边缘,看时间跑、地球转
  今天是杨绛先生一百岁生日,实际上,按照先生祖籍江苏无锡的传统“做九不做十”,先生在2010年7月17日的生日已经过了100岁寿诞。钱锺书的堂弟钱钟鲁,生日前夕,曾和杨绛先生通过电话,问起办寿辰的事,先生嘱咐他们各自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。回顾先生的百年一生,她与钱锺书相濡以沫,甘心生活在钱锺书的光环底下,默默当着“钱办主任”;钱锺书去世之后,她独活到了今天,她说自己是“他们家留下来‘打扫战场’”的。她将余下的爱全都放到了为钱锺书整理手稿文集的事情上,对于自己,则正如翻译家高莽说的———

 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,她说:“没有这份野心。”

 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,她说:“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。”

 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,她说:“我的书过了几时,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,或论斤卖。”

 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,她说:“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。”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,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。

 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,她说:“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,搬一搬就要散架了。”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。

  低调:“我不过是一滴清水”

  “简朴的生活、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”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。在许多朋友眼里,杨绛生活俭朴、为人低调。她的寓所,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,旧式的柜子、桌子。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,只有浓浓的书卷气。杨绛说:“我家没有书房,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,也充客厅,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,有书桌,所以随处都是书房。”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。多年前,国家要出资为她的房子装修,就遭到了她的拒绝。

  她和钱锺书的低调,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、孤芳。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: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,钱家都在做事,放下事情去开门,来人说声“春节好”跨步正要进门,钱锺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:“谢谢!谢谢!我们很忙,谢谢!谢谢!”这让他很不高兴,说钱锺书伉俪不近人情。当然,更多的时候,这种拒绝别人的“苦差事”,还是由杨绛来做,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锺书的“拦路虎”。

  诚如钱锺书堂弟钱钟鲁所说,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,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,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,平平淡淡度日。在她自己,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对待自己的作品,她也是如此。有一年,她的新著出版,出版社有意请她“出山”,召开作品研讨会。杨绛坦陈:“我把稿子交出去了,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,就不是我该管的了。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,不是肥皂水,不能吹泡泡,所以开不开研讨会———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,也不是我的事情。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。”她谢绝出席研讨会。

  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,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;这项基金,以“好读书”三个字命名,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。钱钟鲁如此转述杨绛的话,“她说,收到几十万元稿费得跑银行,还要去税务局交税,麻烦,著作权拿在手里更是烦心事,有时难得认真起来还要人打官司,不如交给学校管理。”

  在杨绛传记作者罗银胜看来,杨绛和钱锺书选择低调、从容、“自我”的生活,可以说是“有心计”和考量后的结果,也是他们两人的生存之道。“联系到社会与时代的大背景,可以想象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‘左右’为难的时代里,他们夫妇二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,‘不问世事’的选择是一种明智之举,这也让他们在低调中做到了幸运和成功。”

  事实上,杨绛的低调,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。杨绛深知,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———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;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;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;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。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,才是淬炼心智、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。她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,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,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。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。

  成就:文学史上不容忽视

  当我们习惯说杨绛是“钱锺书夫人”,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,人们是以“杨绛的丈夫”来称呼钱锺书的。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,杨绛涉足剧本,始因《称心如意》一炮走红,继因《弄真成假》、《风絮》而声名大噪;一度搞得钱锺书很紧张,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。直到钱锺书写出《围城》,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。

  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。在评论家徐岱看来,一部《洗澡》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。他用“审智”这个关键词来概括杨绛作品的独特价值。“不同于别的女作家在美学上的‘审情’立场,杨绛选择的是一种独特的‘审智’姿态。作为一种十分难得的美学特色,‘审智’要求作家在超越了相对肤浅的多愁善感之后,能如同曹雪芹所说的那样,体现出‘人情练达,世事洞明’的境界。”

  境界的背后蕴含着生活的磨难与艰辛。1951年杨绛在清华大学任教时,全国举行“三反”运动。年底转为针对知识分子,那时又称作“脱裤子、割尾巴”,雅称“洗澡”。杨绛很少参加这样的会,有人提出意见,她称:“怕不够资格”。此后有会她必到,认认真真地参加了“三反”运动。正是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反思,促使杨绛在三十年后写出了《洗澡》。

  “三反”结束后,全国院系调整,杨先生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,她的工作是外国文学研究,写了《论菲尔丁》一文。1958年,全国“拔白旗”,杨绛的《论菲尔丁》是被拔的对象。杨绛说:“我这面不成样的小白旗,给拔下来又撕得粉碎。”此后很长的时间里,她决心再不写文章,遁入翻译。

  其时,她已接手上边交下来的任务,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《堂·吉诃德》。原著是西班牙文,她不懂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,如英文、法文、德文的,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,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。杨绛想到,要想保证原汁原味,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。就这样,在这一年,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自学西班牙文。

  两年后,杨绛开始翻译《堂·吉诃德》。1965年1月,第一部翻译完毕,并开始译第二部,很快“文革”爆发,8月初,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被“揪出来”。从此开始了受污辱、受践踏、挨批、挨斗的日子。造反派给她剃了“阴阳头”,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,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,“住牛棚”。“ 直到1972年春,锺书与我才随第二批‘老弱病残’者从干校回北京。这时家中房屋被人占用,我们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。” 就是在这间陋室里,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《堂·吉诃德》。

  1976年10月,“四人帮”被粉碎。11月20日,《堂·吉诃德》第一、第二部全部定稿。次年搬入新居后,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,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8年4月底,《堂·吉诃德》出版。“6月,适逢西班牙国王、王后来中国访问。我参加国宴,小平同志为我介绍西班牙国王、王后。小平同志问《堂·吉诃德》是什么时候翻译的,我在握手间无暇细谈,只回答说‘今年出版的’。”

  因为翻译《堂·吉诃德》,1986年10月,杨绛获颁西班牙国王亲授的“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”。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,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。显然,杨绛很看重这次翻译经历,此后,她几番对译本做修订。同时,她也没有停下写作。如果说,她先前的作品关照的是世事,是社会,那她晚年的作品则是在关照自己。2003年,杨绛出版了家庭生活回忆录《我们仨》,四年后,她推出散文集《走到人生边上》,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、灵魂等哲学命题做了一次终极思考。

  深情:为丈夫甘做“灶下婢”

  杨绛的低调透露着她近乎执拗的文化品性,更是包含了她对钱锺书的深情。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,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锺书的诺言,“钱锺书生前跟我说,自己去了以后,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。”有一次,江苏无锡市的领导代表家乡人民到北京看望杨绛,并提出出于对文化保护与建设的需要,想修复钱锺书故居、杨绛家的老宅。杨绛一听,连连表示,“我们不赞成搞纪念馆”。

  无论在钱锺书生前还是身后,当被问及和他相关的事,杨绛最常用的词就是“我们”。在她心里,钱锺书其实并没有走远。她颇感欣慰地说:“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。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,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。他说自己‘没有大的志气,只想贡献一生,做做学问。’这点和我志趣相同。”

  时光退回到几十年前,杨绛初见钱锺书时,只匆匆一见,甚至没说一句话,彼此竟相互难忘。杨绛的同伴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,说她有男朋友,又跟杨绛说,他表兄已订婚。钱锺书写信给杨绛,约她相会。见面后,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:“我没有订婚。”杨绛说:“我也没有男朋友。”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。

  一天,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“吵架”。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。此前,他曾问杨绛:“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?”杨绛说:“朋友,可以。但朋友是目的,不是过渡。”这回,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,费孝通只得接受现实。很多年后,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,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,不仅一路同行,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。钱锺书借机幽默了一把,淘气地借《围城》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,跟费孝通开玩笑:“我们是‘同情人’(指爱上同一个人)。”

  1935年,杨绛与钱锺书结婚。杨绛随之从大小姐过渡到了“老妈子”,她并不感觉委屈,因为她爱丈夫,胜过自己。“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,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,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、创造力而牺牲自己。”钱锺书说要写《围城》,她不仅赞成,还很高兴。她要他减少教课钟点,致力写作,为节省开销,她辞掉女佣,做起了“灶下婢”。“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,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,一会儿又烫起了泡。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,使我很自豪。”

  即使在钱锺书去世后,杨绛仍不改初衷,默默地“继承”他未竟的事业。她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。多达7万余页的手稿,涉猎题材之广、数量之大、内容之丰富,令人叹为观止。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,纸张大多发黄变脆,有的已模糊破损、字迹难辨。亏得杨绛耐心细心,一张张轻轻揭下,抹平,粘补缺损,分类装订,认真编校、订正……2003年,《钱锺书手稿集》(影印本,40卷)终于及时与读者见面。

  魅力:忍生活之苦,保其天真

  低调、深情、智性……所有这些,无不彰显出杨绛作为“老派”自由思想者的独特人格魅力。回首百年人生,杨绛欣慰于自己“甘当一个零”。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,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的深自敛抑,杨绛总能“忍生活之苦,保其天真”。

  在杨绛看来,所以含忍是为了保自己的盔甲,抵御侵犯的盾牌。“我穿了‘隐身衣’,别人看不见我,我却看得见别人,我甘心当个‘零’,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,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。这样,我就可以追求自由,张扬个性。所以我说,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。含忍是为了自由,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。”

  她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,更多来自于对文化的信仰,对人性的信赖。抗战时期国难当头,生活困苦,她觉得是暂时的,坚信抗战必胜,中华民族不会灭亡。她写喜剧,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。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,支撑她驱散恐惧,度过忧患痛苦的,仍是这份坚定的信仰。“我确信,灾难性的‘文革’时间再长,也必以失败告终,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。”

  正是这种坚信,让她和钱锺书即使在不幸中,依然书写着浪漫的人生传奇。“1969年11月,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。次年7月,我也被下放到那里,被分配在菜园干活。菜园距离他的宿舍不过十多分钟的路。当时,他负责看守工具,我的班长常派我去借工具,后来,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,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,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。“这样,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,远胜于旧小说、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。”

  而今,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的杨绛,愈加通透。她说:“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,不懂,有一天忽然明白了,时间跑,地球在转,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。现在我也这样,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。”

  杨绛语录:

  ●我今年一百岁,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,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,寿命是不由自主的,但我很清楚我快“回家”了。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。我没有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之感,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。

  细想至此,我心静如水,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,过好每一天,准备回家。

  ●诗人辛笛说钱锺书有“誉妻癖”,锺书的确欣赏我,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,对我的鼓励很大,也是爱情的基础。同样,我对钱锺书的作品也很关心、熟悉,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《围城》搬上银幕,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,我觉得应表达《围城》的主要内涵,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,那就是:

 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,

 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。

  对婚姻也罢,职业也罢。

 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。

  意思是“围城”的含义,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,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,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。钱锺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,觉得这个关键词“实获我心”。

  ●我是一位老人,净说些老话。对于时代,我是落伍者,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。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,想提醒年轻的朋友,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,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,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、支持和鼓励,两情相悦。我以为,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,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,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。门当户对及其他,并不重要。

  ●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,不懂,有一天忽然明白了,时间跑,地球在转,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。现在我也这样,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,每天看叶子的变化,听鸟的啼鸣,都不一样,newexperince and new feeling in everyday。

  树上的叶子,叶叶不同。花开花落,草木枯荣,日日不同。我坐下细细寻思,我每天的生活,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,总有出人意料的事发生。我每天从床上起来,就想“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?”即使没有大的意外,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。八段锦早课,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;翻阅报刊看电视,得到新见闻;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,旧书重读的心得,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。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,对人更了解些,相处更和洽些,这方面总有新体会。因此,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,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。(傅小平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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